香港歷史與旅遊黃頁 之 為何宋朝皇帝選擇逃難到香港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朝末年文天祥的這句絕命詩，可謂是華文經典。南宋末年文天祥率軍抗元，寡不敵眾，仍死戰不降。被捕之後，元帝百般誘惑，文天祥始終堅貞不屈，他的事蹟和詩篇，成為中華民族愛國精神的典範。
全世界的華人都知道文天祥，但是，許多人可能忽略，文天祥這首詩是在香港附近作出的。南宋末年，元軍攻佔宋都臨安，恭宗皇帝投降。不甘心亡國的大臣們，護衛恭宗之弟出逃，從溫州搭海船到福州。為了光復大宋朝，眾大臣擁立恭宗弟、九歲的端宗。不久，右丞相文天祥也逃到福州，組織抗元。元軍窮追猛打，直撲福州。
端宗趙正的臨時朝廷無法立足，從泉州經廈門逃到廣東，進入香港的大嶼山地區。後來，香港的九龍官富場、南佛堂東龍島、荃灣一帶，就成了宋帝的根據地。元軍繼續南下，小皇帝病死在大嶼山。宋軍又擁立其弟，在崖山抵抗。元朝派大軍數十萬，海陸夾攻，擊敗並俘獲文天祥。宋軍大將軍張世傑海戰捐軀。護衛小皇帝的丞相陸秀夫誓死不降，背著小皇帝蹈海殉國。
歷史上，南宋末年的兩個皇帝到香港避難十個月，留下了宋皇台、侯王廟、二王殿村、金夫人墓、梳妝石、落馬洲、宋少帝陵等傳說遺址。至今，香港九龍啟德機場附近，兩條街道之間有個不大的「宋皇台」公園，園中一塊大石上雕刻「宋王台」三字，成為香港的歷史勝地。
文天祥被元軍俘虜之後，擁往北方大都，途經香港附近的零丁洋。海天茫茫，故國何在？零丁洋，這淒涼的地名引起通感，文天祥寫下這樣的千古絕唱《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從那時起定居香港。如今香港的本地文姓，都是他的後代。文天祥家族，怕是最著名的香港移民了。
香港據守珠江出口，是中外商旅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早於秦漢時期 已是航海地標。而屯門青山之杯渡岩遺址，乃魏晉時期梵僧杯渡禪師來港 候船出海時的歇息之地，證明在一千六百年前本地已經有遠航船隻與南海 國家有所往來。 隨着海外商旅接踵來華，唐朝於廣州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事務，以香 港為外港，輔理商務，同時設屯門軍鎮，駐二千兵以守護國門；宋代，受 中原戰亂影響，外省客籍氏族入遷定居，帶動本地鄉鎮發展。與此同時， 朝廷大力發展海上貿易，先後在港設立海南柵場及官富場，隸屬市舶司管 轄。年前，九龍城出土宋代方井及村落遺址，以至各種生活器物及商業貨 品等等，均顯示當時的香港已相當繁榮。 宋末時期，元軍攻陷臨安，皇室成員流落沿海，經福建來到官富（九 龍城）暫蹕近九個月，在港歷經駕崩、登基等大事，所到之處留下遺蹟與 傳說。 總而言之，香港雖為國家邊陲，卻同時擔當與南海國家往來的窗口， 意義遠大。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五歲的宋恭帝和大臣們在臨安（今杭州）投降元朝軍。將領張世傑擁立的恭帝庶兄宋端宗趙昰，並和部眾在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輾轉流亡到梅蔚（大嶼山梅窩），同年四月再抵達九龍官富場古瑾圍（馬頭圍）一帶，停留約5個月。趙昰和他的弟弟趙昺休息的大石後來被人刻上『宋王臺』三字。同年九月，流亡朝廷再逃到淺灣（荃灣），但於同年十一月，元將劉深襲淺灣，便再逃到東莞虎門。翌年（景炎三年，1278年）三月，他們再回到碙州（大嶼山），適逢趙昰病死，趙昺被擁立，在梅蔚登基，後人稱為宋帝昺。同年六月，他們擬循海路西渡往新會。但於景炎四年（1279年）二月，當船隻駛至今日廣東新會崖門時，元軍趕到，宋師戰敗，大臣陸秀夫背着8歲的趙昺在新會崖山附近跳海殉國，宋亡。香港多個侯王廟長期以來被香港民眾認為是以紀念追隨南宋逃難朝廷的大臣楊亮節。
此外，據宋王臺公園《九龍宋皇台遺址碑記》記載，昰昺二帝南逃期間，「有金夫人墓。昰母楊太后（並非宋真宗的楊淑妃，而是宋度宗的楊淑妃）以愛女晉國公主同行，後晉國公主墮海溺水斃，屍身找不回，於是為其鑄造金身，葬於今九龍城區，人稱「金夫人墓」。20世紀前，除宋王臺外，該地還有一座晉國公主墓塚，以紀念帝昺的妹妹。墓塚原設於宋王臺西北方不遠的小丘上，並建有一座大碑，後因興建聖三一堂而給湮沒。陳伯陶在1917年刊行的《宋臺秋唱》提及此墓塚「十年前碑址尚存，近因牧師築教堂於上，遺蹟湮沒矣。」
在讀中國歷史時，我們都聽過南宋皇帝為了逃避蒙古軍的追殺而逃至香港，後人為了紀念這段歷史，而刻造了「宋王臺石碑」。但為什麼南宋皇帝會選擇香港這個地方？而他們在香港流亡的日子又有著什麼經歷呢？
雖然說南宋皇室及軍民是為了逃避蒙古軍隊而倉卒地往南方逃亡，但陸秀夫、文天祥視端宗及後來的帝昺為保存宋室的重要命脈，既然他們選擇了香港作為流亡地點的其中一站，自必然有一番考慮。我們可以看看當時的香港有什麼吸引力。
按現存的古蹟及古藉的記載，香港當時已懂得運用自身的地理優勢，製鹽活動達到一定規模。故此，在北宋時已特意在香港設立官方鹽田，《元豐九域志》中記載在東莞縣境內就有「海南、黃田（屯門一帶）、歸德三鹽柵（面積較少的鹽田）」。
到了南宋，更於今天土瓜灣、觀塘一帶設立大型官方鹽場（即官富場），派鹽官來管理。在今天佛堂門天后古廟旁，有一塊石碑記載了當時官富場鹽官嚴益彰到南北佛堂（即東龍洲和大廟灣）遊覽的事蹟。由此可見，當時香港鹽業的發展已經被朝廷所重視及加以管理。
除了官方的官富場外，不能不提的是大嶼山的私鹽活動。宋朝王象的《輿地紀勝》這樣描寫古時的大嶼山︰「有三十六嶼，居民以漁鹽為生。」島上的居民長時間違反政府的規定，私自製鹽、販賣私鹽、甚至與官兵勾結，攻擊商旅。從孝宗於淳熙十年（1183年）的詔書也提及：「大奚山（大嶼山）私鹽大盛」，可見，當時大奚山私鹽活動的嚴重程度。及後政府決心打擊島上私鹽活動，卻激化島民的反抗，甚至威脅廣州城的安危。動亂最終以調動福州的摧鋒軍血腥鎮壓作結。
大嶼山的叛亂除了使該地的製鹽業受到重創，更驅使廣州長官錢之望要求派150名摧鋒軍留駐大嶼山，另派150名摧鋒軍遷駐官富場，成為香港的防衛軍。
綜合而言，當時香港的官富場除了是一個重要的鹽場，位列宋代十三大鹽場，更是一個海上交通樞紐，甚至是軍事重地。由此看來，陸秀夫、文天祥帶領宋宋端宗及帝昺逃往香港，並在當地設置「行宮」，確是有其脈絡可尋，而並非隨便找個地方「走難」。
談及南宋皇帝逃亡至香港的事跡，大多都只懂得「宋王臺」這塊石碑，但他們去過什麼香港地方？做過什麼？大家知的都不多。其實史藉上並非沒提及，只是學術界就某些地點的確實位置，仍有很大的爭議及不確定性，因此難以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十八日，蒙古軍攻陷南宋首都臨安，7歲的趙昰和和弟弟趙昺逃至福州，趙昰即位為宋端宗，改年號景炎。但在蒙古軍緊追不捨的情況下，陸秀夫、文天祥、張世傑等人護送宋室奔命，由泉州、廈門、走到惠州、廣州等地。
在翌年二月，行至梅蔚山。梅蔚山確實的位置具有爭議性。綜合起來，大致有青衣、梅窩、馬灣及誓竿洲四個說法。兩個月後，宋端宗一行人抵達前文所說的「官富場」，並停留了半年。而大家所熟悉的「宋王臺」就是由此而來。〈宋史〉中就有︰「天祥移屯潮州，滸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宋室更在官富場設置了行宮，今天的二王殿村便是行宮遺址。〈新安縣志〉引述宋《行朝錄》云︰「官富駐紮。帝舟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建北帝廟。」〈大清一統志〉也有記載︰「宋行宮卅餘所，可考者四，其一為官富場」正如上文所言，位於土瓜灣、九龍灣一帶的官富場，由於已經發展為交通樞紐甚至有摧鋒軍長期駐守，確有條件成為宋室的臨時行宮。
至於最為我們所認識的「宋皇臺」，《新安縣志》中就有介紹「在官富之東，有盤石，方平數丈，昔帝昺駐蹕於此。台側巨石舊有宋王臺三字。」其實就是宋端宗的弟弟昺在官富場時駐紮時，經常坐在上面休息的大石。後來被人刻上「宋王臺」三字，以作紀念。
六月時，宋室一行人去到古塔，在學術界較大影響力的說法是今天清水灣的東龍州。到了九月，端宗等人又走到今天的荃灣一帶。可惜，十一月時元軍殺至荃灣，於是各人便逃避至中山、東莞虎門。到翌年，因短暫的軍事勝利，端宗回到碙州，此處亦是端宗駕崩之地。碙州的確實位置是學術界的最大爭議，有說是香港的大嶼山或廣東新會一帶。
端宗死後，於梅蔚另立昺為衛王。而宋室一行人最後於新會的崖山與蒙古軍決一死戰，戰事以宋軍全軍覆沒而作結，陸秀夫背著趙昺跳海自殺，宋室成員及後宮也投河自盡。此戰之後，南宋正式滅亡。
而香港，亦正式進入由元朝統治的時代。可以說，香港與宋代的關係是互有牽絆，宋代的鹽業經濟政制無疑為香港帶來極大影響。但同時，香港正因如此，成為了南宋逃亡時的一個基地，見證著南宋滅亡的日子。這段故事，不算得是驚心動魄，但起碼證明了香港在開埠前並非一個「荒蕪、地瘠山多的小漁村」。這個地方還有更多的歷史故事，值得讓我們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