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任及第二十一任總理皮耶．杜魯多Joseph Philippe Pierre Yves Elliott Trudeau
第十九任及第二十一任總理是皮耶．杜魯多Joseph Philippe Pierre Yves Elliott Trudeau，於1968年4月20日至1979年6月4日出任第十九任加國總理，後於1980年3月3日至1984年6月30日出任第二十一任總理。杜魯多於1919年10月18日在魁北克省的滿地可市出生，2000年9月28日逝世，享年81歲。
杜魯多是一位極有魅力的知識分子型的領袖，作為一個相當有睿智的政治家，他帶領加拿大度過了歷史上最混亂的日子，但亦經常做些引起爭議的事情，例如他曾經穿著拖鞋去眾議院，曾和芭芭拉•史翠珊等名流約會，有時會對對手口出不遜。在他執政期間，加拿大從英國議會得到了憲法的修訂權，並將憲法和《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合併成為新憲法。
崇拜杜魯多的人讚美他的智力和敏銳的政治能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貶低他的人批評他的傲慢和荒唐的經濟政策，讓加拿大深陷債務。但無論你喜歡他與否，毫無疑問，他是一股強大的驅動力，重新塑造了加拿大這個國家。
杜魯多的父親是法裔加拿大富商及律師查爾斯•杜魯多，母親葛麗斯•愛略特有法國及蘇格蘭血統，他出生於滿地可，曾經入讀聲望很高的羅馬天主教會學校 Collège Jean-de-Brébeuf，在那裡，神職派法西斯和魁北克獨立派都曾經給予他很大影響。
1943年杜魯多取得滿地可大學的法學學位，後得到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在滿地可大學讀書期間，他應徵入伍，加入加拿大陸軍軍官訓練營，曾在家鄉的預備役部隊服役。1944年以後，義務兵很少被派遣到海外戰場，出征的大多為志願兵。1944年，他為魁北克的反徵兵人士助選，因此被軍官訓練營開除。二戰結束後二戰結束後，他於1947年進入巴黎政治學院學習，隨後轉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從194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中期，杜魯多是一位活躍在滿地可的知識分子，1949年魁北克爆發了石棉工人罷工，杜魯多是工人的積極支持者。1956年他編輯了一本關於此次罷工的書(La grève de l'amiante)，並提出此次罷工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標誌著人民開始反抗法語宗教勢力和英語商人階層的保守統治。而這種保守勢力的聯盟在魁北克已經有了很長時間了。整個1950年代，杜魯多一直是反對Maurice Duplessis保守政府的重要知識分子代表。他創辦了Cité Libre (自由城市) 雜誌，這本雜誌成了寂靜革命時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杜魯多在1940到1950年代，曾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1950年代到1960年代早期，他支持過加拿大新民主黨的前身社會民主聯盟黨。由於他訂閱過左派的出版物，並且去莫斯科出席過會議，1950年代他上了美國政府的黑名單而被禁止入境。
在莫斯科，杜魯多因為向史達林的塑像投擲雪球，他曾被當局短暫拘留。而在
1961至1965年，在滿地可大學擔任法學副教授期間，他的政治立場轉向自由主義。1965年，在朋友Gérard Pelletier和Jean Marchand的遊說下，他加入了自由黨參加大選，1965年他們三個都代表自由黨當選國會議員，杜魯多更被任命為皮爾遜內閣的司法部長。
杜魯多在司法部長任期內，他主張廢除了刑法中反同性戀的條文。他對此有一個著名的評論：「政府不該管這個國家的臥室裡面的事」。杜魯多還放鬆了關於離婚的條文。在討論憲法時，他和魁北克省長丹尼爾•詹森發生了衝突。
1967年慶祝加拿大建國一百周年之際，皮爾遜總理宣布退出政壇，杜魯多便參加了自由黨領袖的角逐，他開展了充滿活力的競選活動，受到當時反主流思潮影響，很多青年人把杜魯道視作他們的代表和新一代的標誌。
1968年4月的自由黨大會上，杜魯多擊敗很多資深自由黨閣員，包括前總理保羅•馬田之父，老保羅•馬田成為黨魁。很多人懷疑他過於激進，不適合國家領導人的職位，黨內保守派因此對他有些疏遠。但是杜魯多的個人魅力使他擁有前所未有的人氣，甚至出現了杜魯多熱的現象。
1968年聯邦大選時魁北克省慶祝遊行中，一些分離主義分子發動騷亂，有人向杜魯多就座的看台投擲石塊和瓶子。杜魯多拒絕助手們對自己採取保護措施的要求，鎮定自若地坐著面對暴徒。作為一個年輕政治家，杜魯多表現出的勇氣給加拿大大眾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他輕鬆地贏得了大選。
擔任總理執政期間，杜魯多推行參與式民主，作為建設加拿大公平社會的手段，可能是由於缺乏黨內支持，他想讓更多公民參與政府管理的願望遭受了挫折。後期他轉而反對在代議民主制度中加強公民參與的意見。不過，對新實施的全民醫療保健制度，以及地方發展規劃，杜魯多都很積極地推行。因為兩項都有利於社會公正。
1971年，這位單身總理和溫哥華名流瑪格麗特•辛科萊舉行了婚禮，新娘只有22歲，年齡不到杜魯道的一半。婚後他們有了三個孩子，1977年他們分了居，當時廣為報導。1972年的大選中，杜魯多的自由黨贏得了一個少數黨政府，需要與新民主黨聯合執政，這一屆政府的政策因此變得左傾，典型之舉包括成立了國營的加拿大石油公司典型之舉包括成立了國營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1974年，加拿大議會通過了對杜魯多政府的不信任動議，政府被迫解散並且舉行大選。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贏得了議會的多數席位，重新取得執政地位。他隨後引入了工資和價格控制，這一政策導致財政部長的辭職。經濟惡化，政府債台高築，公眾對杜魯多的自負日益厭惡，他的支持率不斷下降。儘管一再拖延，他不得不在1979年再次宣布進行大選。
1970年魁北克發生了十月危機，恐怖組織魁北克解放陣線FLQ的一些成員綁架了英國貿易專員詹姆斯•克羅斯和省政府閣員皮埃爾•拉波特，及後遭綁架者殺害。應滿地可市長和魁北克省長的請求，杜魯多宣布了戒嚴。雖然此次事件一直頗受爭議，大多數民眾，包括魁北克人，似乎都支持杜魯多的堅決果斷行動。在危機中，當有人問杜魯多要採取什麼程度的措施來對付恐怖分子的時候，他簡短地回答：「看我的！Just watch me」作為挽救克羅斯生命的交換條件，五名FLQ恐怖分子獲准流亡古巴，次年他們返回加拿大時全部被捕。而杜魯多亦是魁北克獨立運動的堅定反對者，當瑞內•勒維斯克的魁北克人黨在魁北克上台後，杜魯道和這位省長頗有衝突。
在外交政策方面，杜魯多於1973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會見毛澤東主席，杜魯多希望加拿大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與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如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美國的吉米•卡特等都有良好的私人關係。1970年，他領導的加拿大政府也早於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3年他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是1949年後較早訪問北京的西方領導人。1976年，杜魯多禁止中華民國代表隊參加滿地可主辦的奧運會，即使代表隊已抵達滿地可他也禁止出賽。
1970年代早期，杜魯多政府開始檢討加拿大的國防和外交政策，甚至考慮退出北約組織。雖然加拿大最後還是留在了北約，但在隨後的幾年裡，政府開始縮減軍隊規模。杜魯多也想讓加拿大同美國保持一定距離，他要求外國投資審查機構能夠屏蔽掉一些外資投入，並試圖增進和歐洲的貿易關係。他和美國總統尼克森的關係極差。尼克森認為杜魯多有精英式的勢利架子，政策又偏向社會主義，所以很討厭他。在白宮的錄音帶中，他稱加拿大總理為「那個傻×杜魯多」。後來記者問杜魯多聽了這話有何感想，杜魯多說「有比他好的人，亦拿比這更難聽的話罵過我。」尼克森下台後，在他的回憶錄《領導人》（Leaders）中，對杜魯道的評價頗高，與周恩來、戴高樂等並列。
1983年底到1984年初，杜魯多訪問了北約和華約組織很多國家，他希望雙方能達成一項削減核武器的協議，和平共處。他的努力為他贏得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平獎章，但也惹惱了美國的隆納•列根政府。有些觀察家批評他的行為不現實，因為當時的華約國家不可能有獨立於蘇聯的外交政策，遊說他們毫無用處。
杜魯多經常和美國就外交政策發生摩擦，他經常說美國五角大樓的人是一群「無聊小人」。儘管如此，他還是同意美國在加拿大領土進行巡航導彈試驗，但此事影響了他作為和平主義者和裁軍倡導人的信譽。
1979年，喬•克拉克領導的進步保守黨擊敗了杜魯多的自由黨政府，保守黨以少數派組閣，杜魯多本打算辭去自由黨領袖的職位，但尚未等到自由黨開會重新選舉領袖，下院通過了對克拉克政府的不信任案。杜魯多被要求繼續領導自由黨參加新的大選。1980年2月，自由黨獲得多數席位，杜魯多擊敗克拉克再次執政。在第二個任期剛開始，杜魯多就碰到了魁北克省進行關於主權問題的公民投票，這次公投未獲通過。
杜魯多成功地將加拿大憲法從英國議會迎回了加拿大，並在憲法中又加上了《自由和權利憲章》。這是他在加拿大史上的最大功績，因為這標誌著加拿大終於成為具有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魁北克拒絕新憲法，給後來的聯邦和魁北克省之間的關係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1984年2月29日，杜魯多在一次雪中漫步後，宣布辭去總理職位，結束了他長達16年的執政生涯。
退出政壇後的杜魯多較少發表公眾講話或者接受記者採訪。不過偶爾對於一些重大問題，他還是發表了看法。對於《米奇湖法案》和《查洛頓法案》的修憲提議，杜魯多通過演講和纂文表示了強烈反對，聲稱這樣的修改會損害聯邦和《權利憲章》。這些看法對最後決策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修憲提議最終被擊敗。杜魯多在加拿大以英語為主的社區頗受尊敬，但是在魁北克，由於憲法和獨立問題，他的形象不是那麼光輝。在國際事務上，杜魯多還很活躍，經常出訪，拜會各國領導人並參與羅馬俱樂部等國際組織的活動。
杜魯多晚年的時候罹患帕金森氏症和前列腺癌，開始逐步在公眾場合淡出。不過，直到逝世前幾個月，他仍在自己的法律事務所工作，1998年他的幼子麥可在一次雪崩中喪生，這使他的病情惡化了。2000年9月28日，杜魯多逝世，加拿大為他舉行了國葬，被安葬在魁北克聖瑞米的家族墓地中。
杜魯多獲得的榮譽包括：1984年獲得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平獎、2003年8月21日，滿地可多瓦爾國際機場被命名為皮耶．杜魯道國際機場、2004年在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電視系列節目《最偉大的加拿大人》觀眾投票中，杜魯多名列第三、
2005年卑詩省政府宣布將境內的一座山峰命名為皮耶．杜魯道峰。
不少加拿大西部的人不是很喜歡杜魯多，因為他們認為杜魯多用犧牲卑詩省和亞伯達的利益來討好安大略和魁北克，他的國家能源計劃也被認為傷害了西部的利益。另外，在十月危機中，杜魯多實施戒嚴的措施被一些魁北克人看作是對民主制度的威脅，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把他和他的繼任人，保守黨的布萊恩•馬爾羅尼比較的時候，人們對他的好感日增。還有人認為他當政期間加拿大經濟表現不佳，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據高不下。1968年他就任時加拿大的債務是180億元，1984年卸任時為2000億，增加了11倍。但這似乎是當時西方國家的通病，在他下台後情況也持續了一段時間，所以杜魯多對此應付的責任尚可商榷。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任內加拿大的社會發展指數和生活質量一直居世界前列。
杜魯多留下的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遺產是1982年《加拿大憲法》。憲法中的《權利和自由憲章》也對國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憲法保證民權和自由的條款深受加拿大人的尊重。憲法在保護原住民、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免受社會歧視中起了很大作用。為了不與此憲章衝突，很多聯邦和省的法律條例被改寫，還有很多法令被廢止。例如，加拿大最高法院1993年廢除了墮胎限制，2003年又廢止了關於同性婚姻的限制。關於《權利和自由憲章》，也存在很多爭議。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權利和自由憲章》不可應用於習慣法的審判中。為了規避這個憲章，它所附屬的豁免款項也常常被引用。
在魁省問題上，杜魯多對於魁北克省的貢獻也是褒貶不一，很多人欣賞他在十月危機時候的表現，他杜絕了魁北克獨立運動的暴力傾向，此後該運動基本保持在和平和民主的軌道內。很多人讚賞他在第一次公民投票中維持聯邦的努力，一些分離主義分子卻認為他是出賣魁北克利益的叛徒。杜魯多在魁北克沒有政治對手，1980年的聯邦大選中，自由黨奪取了全省75個席位中的74席，但是在省級選舉中，民眾們卻把票投給了追求主權獨立的魁北克人黨，1984年退休後，他的聲望在英語加拿大地區日隆，然而在魁北克卻是了了。
杜魯多的雙語政策受到一些人的指責，西部英語人士認為，在政府機構內強制使用雙語是一種浪費，因為那裡幾乎沒什麼人說法語，法語人士卻認為，這種政策有讓法語文化有被英語文化同化的危險。另外，雖然這個政策安撫了法裔加拿大人對聯邦政府的敵視情緒，但沒有能滿足他們讓加拿大兩種文化和語言完全平等的期待。原來制定的讓至少一半的高中畢業生能流利地說兩種語言的目標也沒有達到。杜魯多後來有些懊悔選擇了「雙語」這個詞，因為這樣聽上去好像要求每個加拿大人都說兩種語言。而實際上，杜魯多設計的前景是讓所有的文化都能在加拿大佔有一席之地。
不管怎麼說，杜魯多的雙語政策至少在公共領域還是很成功的，雙語人口比例三十年內增加了很多。無論是在加拿大何地，聯邦政府部門都可以用英法雙語為市民服務。無論在那個省區，都可以收看收聽到英法雙語的電視和廣播。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現在成為文化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雙語政策功不可沒。
杜魯多飽受爭議的政策不同的是，他那朝氣蓬勃的個人魅力在加拿大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作為個人，他得到了包括政治對手的尊敬。當2000年他去世的時候，很多加拿大人排長隊向他的遺體告別，當他的靈柩從渥太華運送到滿地可的時候，群眾自發的沿著鐵路線為他送別。古巴總統卡斯楚和美國前總統卡特等國際人士參加了他的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