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度文化和華人的投票率 - 林達敏

省選，叫一仁兄去投票，他說那天沒空。到了那天，他去了打麻將。另一仁兄說：「我們安分守己，不參與這些事情。」我又對另一位說：「華人應該出來投票，將來有什麼需要，可跟民選官員講。」他指著我的鼻子，說：「嘩！原來你這個人是這麼壞的。」我叫人去投票，變成了壞人。風俗如此，可悲可悲！

為什麼華人對政治冷感，甚至痛恨政治呢？這和中國的制度文化有關。一個文化，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制度文化，即家庭制度、社會制度、政治制度。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已形成天子、諸侯和士農工商四民的社會制度。地位低於四民的是「賤民」。士就是讀書人。中國語文很難學，只有家中有資產的子弟，才能讀書識字，受教育是地主階級的特權。他們受了教育，就不做別的事，專責做官。中國有官本位文化，做官的最大。做官的人講話算數。讀書人叫士，他們的地主父輩叫紳。「士紳階層」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中國改朝換代26次，「士紳階層」屹立不倒。

中國農民大多不識字。根據社會學大師費孝通的見解，他們一生在出生地十里之內度過。所有問題都能面對面解決，所以沒有識字的必要。毛澤東的分析，認為農民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地主有地而不需下田勞動;富農有地，雇人，但仍需下田;中農有地，但無法僱人。無地而受雇者，是貧農。地主和富農，占農民約10%;中農佔20%;貧農佔70%。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惡霸。中國的地主，比起歐美都很窮，有超過五萬美元資金的就很少。

工人的地位不高，所謂工字不出頭。但中國古代的科技，全靠工人累積經驗而發明。首先製成活版印刷的畢昇，就是印刷廠的木刻工人。共產黨歌頌工人。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工人的地位才大幅上升。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操縱在士人的手中，唯一能與他們競爭的階層，是商人，所以士人排擠商人，給商人極低的地位。縣官每年春宴，商人不能下座，只能和僕役一樣侍立著。有些朝代，商人不能與做官的同桌吃飯，不能騎馬，兒子不能考科舉。國無商則不富，幾千年的惡商政策，使中國變成貧窮國家，國貧則邪惡生。四民之下，還有賤民，也稱「下九流」，即奴婢、伶人、樂工、耍雜技、士兵、衙役、理髮、修甲、看相、算命、看風水、皮革工人、娼妓、乞丐和疍民即水上人家。他們不能與四民通婚，不能考科舉，不能買捐做官。有些朝代，他們還必須穿指定的衣服。疍民不得穿鞋，在明朝，娼妓的丈夫外出必須戴綠帽。

中國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平行而相輔。古時是家長制的原始社會，無階層的分別。有親緣關係的村落，很自然的聯合成部落，部落聯盟而成為邦國，曾經有過三次禪讓，就是天子年老，由各部落領袖推薦承繼人。但這不是民主選舉，因最後由天子單獨決定。堯禪讓給舜，舜禪讓給禹，禹禪讓給東夷的領袖益。禹的兒子啓有民望，起兵把益趕走，建立了夏朝。為了鞏固政權，益分封功臣及同宗為諸侯，諸侯又分封大臣，形成了封建制度。今人以封建指一切陳舊落伍的事物，這不是封建的原意。封建在秦始皇行郡縣制時取消，所以夏商週三代，中國的政治操縱在貴族的手上。

郡縣制把政治權從貴族拿走，但使到地主成為中國真正的統治者。這麼大的帝國，必須有一龐大的官吏系統。西漢以察舉選拔官吏，即由地方官員，發掘才德兼備的人，向政府推薦，然後經過考試策問而任用。受推薦的人都是地主的子弟，因為只有他們才讀書識字。三國兩晉南北朝行「九品中正」，由中正官把地方官推薦的人，分為九品而任用，但這制度為豪門世族把持，他們的子弟被列為上品，造成了變相的世襲制，也造成了一直維持到唐初的豪門政治。

隋文帝廢「九品中正」而行科舉，把選官的權力收回到中央，削弱了豪門大族的勢力，也使地主的地位上升。科舉在中國行了1300年，出了十萬進士，一百萬舉人，這是中國歷代官吏的基本隊伍，都是地主的子弟。1903年，慈禧太后接受張之洞和袁世凱的建議，廢除科舉。在民國時期，小地主的子弟成為中學老師，然後轉入縣政府工作，或是讀軍校。大地主的子弟出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成為大學教授，然後受到延攬而進入中央政府。

中國不是高度城市化的國家，以人口比例，居住城市的人口不算多，90%的人都是農民，住在農村。所以農村的管理，是政治制度重要的一環。中國的農村自古以來，實際上是自治。縣官以下就沒有行政機構，每條村由一戶人或幾戶人創立，每戶人的後人成為一族。每族產生一族長，由族中有力量的人指派，考慮的因素是輩分、年齡、地位、財富，多是由地主或其子弟當官告老歸田擔任。每一族負責管理共有田地、治水、灌溉、辦學、修橋、築路、施醫、贈藥、保安、救濟、排難解紛、修葺祠堂、提供士子上京考試的路費。族長定下家規，包括敬老、互助、勤儉。如有違反，即施以「家法」，包括鞭打、出族甚至死刑，他們做的事，比官府還要更多。廣東的農村，如婦女有淫蕩行為，族人把她放在豬籠內，用小艇載到水面拋下淹死，叫「浸豬籠」。族長可以處死犯「家規」的族人。政府為了避免官員與地方勾結舞弊，南人北調，北人南調，縣官的任期只有一至二年，所以對當地情況不瞭解，必須依靠族長。族長是農民和政府的中間人，也是農村的實際統治者，但這不是民主的制度，因為族長的產生，並非經過選舉。

到了宋朝，皇帝才在農村建立保甲制度，每十戶一甲，設甲長;每十甲一保，設保長。工作是舉報犯罪的人。這是雛形的員警制度，沿用到民國。國民政府還在農村建立鄉鎮政府，把每縣分為三至六區，區長的職務，就是助理縣長。從此，農村自治不再。1958年中國在農村推行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治的「人民公社」，每個農民編入小組，小組歸入生產隊，生產隊組成生產大隊，上為公社，有鎮或鄉的規模。1982年廢除，轉變為鄉鎮政府。中國人是宗法社會（folk society，gemeinschaft），效忠的物件，是同族、同鄉、宗親、朋友。孫中山先生說這就是中國人團結力量所在，不同於西方大眾社會（mass society，gesellschaft）。後者效忠的對像是國家和整個社會。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分天下為36郡，郡以下設縣，行郡縣制。從此地主壟斷了農村的行政，他們的兒子讀書而成為縣、省、中央三級政府的官吏。這是「士紳階層」專政的天下;老百姓不得過問政治。假如有一個人膽敢向官府申訴地方上的疾苦，官府可以把他處死。毛澤東在他向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口述的自傳，說在慈禧太后時期在湖南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安全的、自由的表達自己意願的管道，談政治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所以不談國事，但是暗中詛駡。而且對政治不瞭解，以為凡官必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中國人對暴政逆來順受，很會吃苦。如果他們不是這麼能吃苦，也許就不會吃這麼多的苦。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經過三反、五反、土改，士紳階層消失了。二千年來專門負責政治的階層不再存在。老百姓沒有政治意識，所以悶嘴賺錢，國事理他娘。

陳謙益的政治碩士論文指出：加拿大選舉局在每次選舉後，會對候選人及黨派投票狀況進行分析，包括統計各選區、地區及族裔的投票率，提供給三級政府、政黨及政治人物參考;投票率愈高的族群受到更高關注和重視。加拿大選舉局在2006年發佈一份名為《族裔社區及選舉參與》（The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of Ethnocultural Communities）的研究指出，2004及2006年兩次聯邦大選結果都顯示，30歲以上的華裔移民投票率比白人低16%，比黑人低11%。前民主改革國務部長傅磊才（Steven Fletcher）也曾發表講話說，根據以往記錄加拿大華裔投票率極低，華裔選民投票率在選區內平均只有10%至12%左右。近年來在傳媒和社區領袖的鼓吹下，受過教育，中上階層華人的投票率，已追上主流社會，但教育程度低;貧困的華人，還須努力。現在華人參政的熱情進一步提高，參選人數增加，參選群體也變得越來越年輕，委任的也在增加，但與華裔人口占加拿大總人口的比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移民族裔到了教育程度提高和有錢，就想爭取政治權益。雖然華人政治冷感，但也不能擺脫歷史的潮流。族裔參政有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族裔選族裔。但很快，就發現選出來的議員，對社區沒有很大説明，因為選出來的人，也是新人，沒有經驗，在議會裡面，也是人微言輕。他們很辛苦，“不居其位，不知其勞苦”，我們要體諒他們的處境。於是族裔參政進入第二階段，就是以政綱選人。能以政綱選人，又比選族裔成熟。第三階段就是族裔內部，化散漫為團結、發展、擴大、組織起來，協調參選的同族，在幾個要參選的人，協定支援一個人，以免分散選票。同時發動幾百人一齊入黨，使要支援的人取得黨內的提名。印巴人已到了這階段。最高境界是第四階段，族裔建立遊說的機構。

在加拿大，在法律範圍內，人人可講自己的話，做自己的事，不但可以自掃門前雪，還可以理他人屋上霜。華人在政治上是弱勢族裔，雖然是加拿大第三大族裔，但政治上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弱勢族裔爭取權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選票。就請你投下這神聖的一票;不但自己要投，也還要說服二個人，他們又各再說服二個人，使華人的投票率，幾何級數的上升。

（本文由林達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