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喇沙書院--偉大的人道工程 林達敏

我的一家是「香港難民」，1950年代因為政治原因而離開中國。如果不是喇沙書院，我和弟弟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就會一生在貧困中生活和死於貧困。

中國人以前可以自由進入香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政府要封關。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押後一年，讓一百萬人進入了香港，其中七十萬，包括家眷，是政治難民。國際上稱這批人做「香港難民」（Hong Kong Refugees）。葛父在天津做律師。他部分童年在天津渡過。在英國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Sandhurst）畢業后，他再在劍橋畢業; 獲律師執照，之後進入殖民地部工作。

那時香港的人力資源很缺乏。當英國海軍陸戰隊登陸香港時，港島只有二千人，都是漁民。香港沒有人才。香港人都是從大陸過來或是他們的後代。來的人，多是廣東或福建農村窮人家的孩子。他們等到10歲才上學，到了五年級，有了基本閱讀和寫作的能力，就輟學到香港的商店做學徒。到了三十歲，就回鄉找人結婚，配偶通常只有二、三年的教育程度。葛量洪認為逃到香港的中國人是中國的精英，做生意的有錢。當官的家庭，男的有大學畢業，女的有高中畢業。若香港能吸收這批人，幾十年後必定起飛。事實證明他有政治遠見。

英國人為了不得罪大陸政府，雖然准許「香港難民」入境，但不救濟他們。有一高官說：「我們沒有欠這些人什麼。」國民政府駐義大利大使施肇基曾向聯合國秘書長賴伊（Trygve Lie）提此問題。賴伊說他們不符合聯合國難民的定義，就是一個人離開了自己國家，不受到自己國家，也不受到其他任何國家的保護。國民政府在臺灣自認是香港難民的保護者，所以聯合國不能救濟他們。其實國民政府那時並無力量。香港難民跌到社會的最底層，過著最貧困的生活，有將軍要學繡花來維持生活。

因為我和弟弟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不能上公立學校。我們可以讀收費較高的私校，但付不起學費。幸運的是，我們能夠參加競爭性的考試，被喇沙書院錄取並申請到免費，我們從入學到畢業都未交過學費。我們學校有高水準的教育和達到同樣水準的各項設施。我們有上佳的好老師，甚至無論各方面皆可說是最優秀的老師。我和弟弟因此能夠掌握英語。其時一旦學好了英語，各種各樣的機會就向我們敞開了。啊！「喇沙」，這如雷貫耳的名牌。

高中畢業後，我在聖若瑟中英文中學任教一年。在星島報系董事長胡仙女士的説明下，我來到了加拿大。和當時的大多數中國學生一樣，暑期我在高爾夫球俱樂部、中國餐館和加拿大國家鐵路做服務員。我畢業於曼尼托巴大學，成為社區學院教師。最終，我獲得了在約翰霍普金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讀碩士學位的基金會獎學金。我也曾在巴黎大學索邦學院（Sorbonne College）學習過一段時間。我成為加拿大移民部的教官和人事部訓練司的教育顧問，33 年前，我離開了政府，開始做移民顧問。我的弟弟在香港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就讀，成為精神科醫生。

因為我和弟弟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的家人擺脫了貧困。這要歸功於喇沙書院。當一個孩子受過良好的教育並學會了英語時，他就擁有了擺脫貧困的工具。對貧窮的戰鬥從課堂開始。讓我們為喇沙這偉大的人道工程奉獻我們的愛心和努力。當一個貧窮家庭的男孩進入喇沙，他和其他同學一樣成為“喇沙仔”，但他的生活和命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變化為他帶來精采的人生路。寫到這兒，我情不自禁為「喇沙」肅然起立致敬！

圖片：香港喇沙書院Source: Google Map  文章由林達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