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與旅遊黃頁 之 中國歷朝在香港

1931年，第一位踏足赤鱲角的考古學家路達·史戈菲Walter Schofield在島上發現了一件新石器時代的生活工具——石錛。這次新石器時代的發掘顯示本地文化與中國北方包括龍山文化的石器時代文化是有分別的。

五十年代，香港大學考古隊在大嶼山、赤鱲角和南丫島已發掘出陶器、石製和青銅的捕魚工具和兵器。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至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

1997年6月至11月進行的馬灣東之考古發現有二十座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器時代早期墓葬。在屯門掃管笏和2001年10月至2002年9月期間在西貢沙下之多項考古調查與發掘，出土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遺物與遺跡。

2006年1月，考古學家在西貢黃地峒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以及6,000多件文物，經年代測定，顯示該遺址在距今35,000至39,000年前便已出現。這個遺址最早於2003年由一名商人首先發現，他在黃地峒海灘檢拾了一些石頭回家，發現它們有明顯人為加工的痕跡，經專家鑑證，證實它們是史前人類的石器，遂於2004年展開考古挖掘。這項發現，使香港的人類活動歷史推至30,000多年前。

現時八處石刻已在東龍島、滘西洲、蒲台島、黃竹坑、長洲、大嶼山的石壁、香港島的大浪灣和西貢的龍蝦灣被發現。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認為與生活在相當於商朝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關。

香港䞘今出土的漢代文物有一個墓穴、一些陶器和銅錢，多分佈於海岸。[3]位於九龍的李鄭屋漢墓沒有屍骨，只有一些陶器，以及「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兩句漢字刻文。漢代銅錢，則有南丫島深灣出土的東漢晚期五銖錢，以及屯門掃管笏出土的近百枚漢代五銖錢及新朝的貨泉。不過，香港的漢代考古發現除了李鄭屋漢墓外，「文化層較薄弱且及缺乏完整遺跡，反映這些地點生活的人數不多，以及不具延續性、長時期定居的聚落遺存」。

東晉末年，盧循領導的浙東起義軍曾經攻陷廣州城。義熙元年（405年）起義失敗後，餘部多退至今香港大嶼山一帶，為有文字可考最早的香港地區移民活動，也成為現今盧亭魚人傳說，。在屯門的青山禪院內雕塑，相傳是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年）的一位佛教僧侶杯渡禪師的人像。

隋朝至唐朝

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前，香港隸番禺縣及寶安縣，其後改屬東莞縣至明隆慶六年(1572年)止。唐代，廣州與外國海上貿易發達，對象包括波斯、阿剌伯、印度、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由於屯門（不僅是現今香港屯門區，還包括現今東莞、深圳、香港大嶼山）是海船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因此被用作軍港及避風港之用。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設立屯門軍鎮。屯門軍鎮隸安南都護府另一方面，唐朝時期鹽池管理亦相當發達，而燒瓷業也開始略具規模。

宋朝及元朝

五代十國時期，香港地區曾為南漢所管轄。963年（大寶六年），南漢後主劉鋹在合浦的海門鎮和東莞的大步海（今新界大埔海，即吐露港），招採珠士兵數千人，設媚川都專事泅水採珠。創香港採珠業之始，劉鋹更於大寶十二年（969年）將屯門山（今青山）封為瑞應山，並立碑紀念，惟此碑已不能找到。

香港現時也發現一些宋朝文物，包括香港古老有紀年的石刻的大廟灣的石刻碑文和石壁、米埔和奇力島出土的錢幣，以及在大嶼山稔樹灣、石壁和鰲磡石的青瓷等。

宋朝期間，移居到香港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宋神宗崇寧年間的進士鄧符協遷往岑田（今錦田），以及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之子侯卓峰遷往河上鄉等。這兩組族人連同元朝遷入新界範圍的廖姓、文姓及彭姓，被合稱為新界五大氏族。宋元時期，不少宗族從中原遷居到新界本土及離島。

松嶺鄧公祠當中奉祀皇姑；龍頭木雕表示她是宋朝皇室的人。另一方面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李昴英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大嶼山的梅蔚（今大嶼山梅窩）也是其食邑之一。其後人則定居於沙螺灣一帶。1197年，宋朝官方禁煮私鹽，大嶼山鹽民起義。

元朝時期，香港屬元朝江西行省。赤鱲角一帶亦可能有冶鐵工業。於赤鱲角蝦螺灣，曾被發現元朝時期的鑄爐十三座。

明朝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所滅後，香港地區仍為南明的管轄範圍。至明紹宗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十五，清朝將領李成棟帶軍攻陷廣州，香港地區納入清朝領土。然而，明昭宗永曆二年（1648年）四月十五，李成棟轉投南明，香港地區一度歸回南明管轄，同年新安縣一帶旱災，人口大減。但永曆四年（1650年，清世祖順治七年）十一月初二，清朝的尚可喜及耿繼茂重奪廣東，香港地區則繼續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南明永曆年間，參將李萬榮曾於荃灣北部的城門谷至針山一帶建石城抗清，失敗後率餘部到魔鬼山向駛經鯉魚門的船隻勒索過路錢。

清朝

清政權是香港的歷史第一件大事是遷界令，導致宋代以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一蹶不振。清政府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香港島割讓予英國。在英國佔領香港以前的新安縣是廣州府內除了省城最繁華的縣，清廷在乾隆年間已建成通行馬匹的大道由尖沙頭村（今尖沙咀），經瀝源、大埔墟、萊洞及南頭新安縣城前往廣州城，並在上述地方設置郵鋪，與今日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及東鐵綫平行，道路的寬闊能媲美梅關古道。

清廷為防沿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遂於康熙元年（1662年）下令遷海，沿海居民須向內陸遷徙50里，範圍包括大部份香港地區。遷海後使當地居民家園盡失、人去樓空、漁鹽業廢置及田園荒蕪。加上實施海禁，香港本區受嚴重影響。遷界的慘痛記憶依然在嘉慶年間生活的林氏族人在族譜中的記述記敘下來。康熙五年（1666年），朝廷更一度將新安縣併入東莞縣。

由於沿海居民深受遷海之苦，廣東巡撫王來任、廣東總督周有德請求復界。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終允復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至康熙廿二年（1683年）完全解除海禁。因此新界五大家族於上水設立報德祠恭奉兩公；錦田鄉民(主要為鄧氏)亦於1685年於水頭村建周王二公書院(又稱周王二公祠)，並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酬謝。

然而，復界後起初遷回原居地的人不多，因此官府鼓勵江西、福建以及惠州、梅州的客家人入遷香港地區。不過，由於較為理想的土地如元朗、粉嶺已被遷界前已定居在此的新界原居民擁有。五大族以外，復界後回港的有遷界前已經居住屯門的陶姓、蒲崗的林姓、衙前圍的吳姓、龍躍頭的溫姓、鹿頸的朱姓、大浪西灣的黎姓、石壁的徐姓和復界後回港的氏族有白沙澳的翁姓、大嶼山的何姓、塔門的藍姓。

就在九龍定居生活的原居民而言，復界後的康熙末年能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反而是安穩的因素。復界後數年的1676年，海盜攻陷彭莆圍，殺戮林氏村民。海盜戮村前已外出的極少數村民倖存。倖存村民的後裔、與蒲崗林姓相關的竹園林氏較迅速恢復了其在九龍的勢力，甚至因土地不敷居住，分支了部分竹園族人至蒲崗村土地。另一方面，吳姓在族譜中因遷界而四代祖先無從稽考，直至1724年在衙前圍村才定居下來。

鴉片戰爭序幕

清朝中葉，隨着清朝與外國有更多接觸，接近當時貿易中心廣州的香港也成為了各國商船的停留點之一，當中以瀑布灣最為著名。而朝廷亦加強對香港一對的軍事防衛，例如設立官涌炮台等。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政府派兵駐紮香港，准許內地人到香港墾殖謀生。

1802年英國同樣欲取得澳門為根據地，派艦隊進攻，但亦失敗改為向香港打主意。1839年6月20日，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然後英國水手和尖沙咀村村民發生衝突，引發鬥毆，村民林維喜重傷不治，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義律卻自行開庭判處了事。此事因而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為香港被割讓埋下伏筆。同年11月，中英隨即爆發穿鼻之戰，英方戰敗後逃回尖沙咀，林則徐便下令軍隊駐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還擊，結果成功將英軍驅逐出尖沙咀，史稱官涌之戰。

清代對香港地區的海防更為重視。當時在這裏設防，先是為了對付鄭成功和沿海海盜（包括張保仔），後來則主要為了防禦英國。

清朝初年，清政府曾強令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來對付鄭成功，香港地區多屬遷界範圍。據《新安縣志》記載，1668年（康熙七年），在新安縣沿邊設置21座墩台，包括九龍墩台。復界時，為加強海防，曾在新安縣沿邊踏勘，設置墩台21座（包括碧頭、茅洲、咀頭角、鰲灣角、南山、聖山、屯門、大軍營、九龍、佛堂門、大埔頭、黃竹角、蔴雀嶺、鹽田、鴉梅山、東坑、西山、深圳、五通嶺、大梅沙、小梅沙，其中至少有5座在今香港地區，皆為新安營汛地。

其中聖山墩台應在今日新界之屯門青山或九逕山，當時駐有千總一名，士兵五十名（一說另有屯門墩台）；九龍墩台應在今畢架山（又稱煙墩山）與獅子山中間之九龍坳一帶）；大步頭墩台應在大埔舊墟西北之大埔頭，各駐兵三十名；麻雀嶺墩台在今沙頭角與粉嶺之間的麻雀嶺附近，駐有把總一名，士兵五十名；黃竹角墩台位於今天的大埔黃竹角咀一帶；佛堂門設置的是瞭望台，駐兵十名，其地當在今田下山半島，一說在釣魚翁與廟仔墩之間的山坳。佛堂門是水道名，清水灣半島以南對開。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元朗舊墟成立。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當地奉命裁兵，許多墩台亦改為汛。汛，或稱營汛，為清代綠營兵勇分駐地。當時原九龍台改為九隆汛（九龍汛），駐兵十名。原大埔頭台改大埔頭汛汛，駐兵十名；原麻雀嶺台改麻雀嶺汛，把總一名，士兵二十二名。原屯門台改為屯門寨，駐千總一名，士兵三十名。但佛堂門瞭望台改為北佛堂台，駐把總一名，士兵三十名，力量有所加強。乾隆年間（公元1736年至1795年），當地仍設有屯門寨、北佛堂台、九隆汛、大埔頭汛、麻雀嶺汛。

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張保仔投降之後，兩廣總督百齡着手整頓防務，首先在九龍村設寨建炮台，這就是九龍寨建炮台的原因。當時在九龍寨設炮台，是由前任水師提督錢夢虎建議的。錢夢虎是浙江寧波人，他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即在廣東沿海任職，先任平海營參將（按：平海在今惠東縣，明朝設平海守衛所，離香港不遠，現仍有守衛所的城門可供遊覽），乾隆五十九年（1794）升陽江協副將，嘉慶十年（1805）任廣東水師提督。他在水師提督任內建議將佛堂門炮台移至九龍寨。他所提出的理由是：佛堂門原日的炮台，因年久失修，與其修築這座炮台，不如在九龍寨築一座炮台，因為佛堂門的炮台，孤懸海上，無陸路可通，島上又沒有村莊，不能和民眾共同防守。同時這座炮台由大鵬營管轄，佛堂門離大鵬營二百餘里，控制不能得力，將炮台移到九龍寨去，兵與民合作，對於聯絡和訊息的相通都較易，守禦亦將較為得力。當時百齡亦認為可行，但對於建炮台的費用，則用勸捐方法，即由各地守軍的軍官、地方官員和鄉紳捐款建築。

九龍寨築成炮台之後，仍由大鵬營管轄。當時已視九龍炮台為香港附近海域的軍事中心。除了在炮台上駐兵外，並在附近設汛房防守，設九龍海口汛。這九龍海口汛設於現時的官塘。官塘的得名是因為它是九龍官兵駐紮的塘汛所在地。

廣東當局把香港佛堂門海峽的大砲移至九龍寨，並建砲台。此九龍炮台與康熙年間的九龍墩台地點不同。道光年間顯炳章所編《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對九龍炮台本身的情況，有如下說明：「查該炮台係嘉慶十六年建造，周圍城牆共長三十一丈。垛了四十二個，每個高三尺。前面城牆馬道寬一丈三尺五寸左右，後城牆馬道寬五尺。內營房一十間，譙樓一間，派防千總一員，配台兵丁四十二名。另協防外委帶兵二十名，分駐九龍海口汛。」1817年，清在大嶼山東涌口建汛房和圍牆。

清政府在香港島亦有營汛。同治年間所編《廣東圖說》寫道：香港島「東有紅香爐汛，東南有赤柱汛、南灣汛」。清嘉慶年間編《新安縣志》稱，赤柱有兵把守。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所編《新安縣志》說：「赤柱山，……有兵防守」。此書在大鵬營管轄的營汛中，已列有紅香爐汛。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所編《廣東通志》說，紅香爐水汛在大鵬營西，設千總，外委各一人。該迅兵丁撥配米艇巡洋。從上述史料看，至遲在1819年，香港島上已設有紅香爐汛，赤柱已有兵防守。

大嶼山是香港地區第一大島，是本地區的戰略要地。康熙年間（公元1662年至1722年），清政府曾在這裏設置雞翼角炮台。該炮台的地址在今日大嶼山西南部石筍村之分流東灣。

嘉慶年間（公元1796年至1820年），英國多次入侵大嶼山附近。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他們曾「泊兵於雞頸洋」，欲在大嶼山西南之老萬山居住。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又借保護澳門英商為名，對老萬山「陰圖佔據之事」。

為防禦英國，清政府決定在大嶼山，西部的大澳口修築垛牆，並在大嶼山北部的東涌添設汛房和炮台。《廣東海防彙覽》談及大嶼山：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總督蔣攸銛飭候補知府彭紹麟查勘該處，孤懸海外，為夷船必經之所，又有大澳、東涌二口可收口泊船。二處亦俱有村落，居民稠密。其東湧向無汛房，惟大澳口原設守兵十三名，雖有雞翼角炮台，派大鵬營千總一員，帶兵四十名駐紮防守。但地勢闊寬，距東涌、大澳口遙遠，勢難兼顧。請在東涌口添設建汛房八間，圍牆五十丈，抽撥大鵬營外委一員兵丁二十名分駐。並請在大澳口西面近左右村二處各建垛牆四十丈，北面汛房後亦建垛牆四十丈，以備隨時添兵架炮之用。從之」。再據《廣東通志》，該年「又於東涌口石獅山腳，建炮台二座，兵房七間，火藥局一間」。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清政府將大鵬營分為左右二營，右營駐在新建的東涌所城，派守備一員駐守，加強了大嶼山的防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