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丘詩魂 之 龍蟠虎踞四字誅心
白骨為碑血為墨，山川誰記舊詩人。若教筆下無悲意，天下應無讀書人。
洪武十三年（1380），南京城風聲鶴唳。朱元璋誅藍玉、胡惟庸，整肅百官，文人之筆成了最危險的刀。就在這一年，蘇州詩人高啓因一篇《上樑文》，被指「語涉不敬」，腰斬於市，寸裂八段。他的罪名不在謀反，不在失職，僅僅在「龍蟠虎踞」四字。
四字之禍，成為明初最詩意、也最殘酷的死亡。
關於高啓為何被朱元璋處以「腰斬」之刑，歷代史書雖記載簡略，但可以根據《明史》《太祖實錄》及明清文人筆記，整理出最可信的幾個層面來看：
《明史·文苑傳》載：「高啓性疏放，好飲酒。嘗醉書詩，語涉不敬，太祖怒，下獄，命腰斬。」這是唯一被官方正史所記的直接原因：「醉書詩，語涉不敬」。也就是說，他在酒後寫詩，詩句中有冒犯皇帝、諷刺朝政的語句。
可惜那首詩的原文早已不存。歷代筆記中出現過三種傳說版本，雖無定論，但可窺見大致方向。傳聞詩中有一句：「白日青天亦可疑。」這句話被後世多次引用，意指朱元璋猜忌多端，連青天白日都不可信。若真有此句，確實極具諷刺意味，對開國皇帝而言無異「以筆弒君」。這一說最為流行，但無原詩可證。
《明史紀事本末》與清人筆記《今獻備遺》皆提到，高啓在《禁酒詩》中怨言過多。
朱元璋頒禁酒令時，高啓仍嗜酒成性，私下作詩調侃法令。傳言詩中有句：「朝禁杯中物，臣醉不須君。」
此詩意若真存在，等於公然宣稱「我醉不為君醒」，即以文人之傲反抗帝制權威。這句若為真，確實可致殺身之禍。
明太祖屢誅開國功臣，如藍玉案、胡惟庸案等，高啓與文士相聚時曾作詩憫之，傳有句：「兔死狗烹，英魂不返，空餘白骨照中原。」此乃用典之語，暗指「兔死狗烹」之事，影射皇帝恩將仇報，若此句為真，觸忤龍顏更甚前兩說。
清人王昶《桐陰論詩》曰：「高青丘以詩死，非誣也。洪武之世，天子以筆為刃。青丘不慎，言涉忤上。」
近代學者陳寅恪認為：「所謂醉詩，不過藉口。太祖惡其傲氣耳。」意即：高啓之死，或非一詩之禍，而是積怨所致。的確，高啓性情放達、言語直率，對太祖雖敬而不懼。
他在翰林修《元史》時，屢以文字「不奉詔意」而被警告。
朱元璋性情多疑，見其詩氣過高，恐其不臣，遂借酒詩為名，行誅滅之實。
綜合史料與文人記載，最可信的結論是：酒後作詩語涉不敬（或諷君、或戲政、或犯禁），性情高傲、恃才不恭、與權力格格不入。換言之，他是死於性格與氣節。詩只是引線。
朱元璋對文士極忌「自尊不臣」，而高啓恰是此類人。
太祖曾言：「朕最惡書生放言無忌。」
於是，一首詩，便足以送一代詩人入刑。
龍蟠虎踞四字誅心「筆端生風，言出招禍；一紙上樑文，竟換得血染青丘。」——《吳中野錄》題記。「龍蟠虎踞」一語出自《三國志》：「此地形勝，真龍蟠虎踞之勢。」原指建業（今南京）地勢雄偉。
然而，到了元末亂世，張士誠據蘇州，自稱「龍盤虎踞之都」。這四字遂被政治化，成為「舊吳國」的象徵。
高啓出身蘇州，少時為張士誠幕客。張氏敗後，朱元璋雖釋其罪，仍對這批「故張之臣」心存猜忌。當他為友人建宅撰《上樑文》，用「龍蟠虎踞」形容屋勢，本是尋常修辭，卻被告者解讀為「懷念舊主，頌賊之都」。
朱元璋聞報大怒，曰：「此子心在張氏，筆為奸語！」命捕入獄。
洪武之世，最可怕的不是「造反」，而是「思想不純」。
朱元璋出身貧賤，極懼士人「藉筆議政」。
他曾言：「朕最惡書生，口似蜜而腹如刀。」
高啓性放達，酒後好言直語。
修《元史》時屢以「不奉詔意」受責；又與文人群聚飲詩，時有譏諷朝政之辭。
「龍蟠虎踞」不過是最後一根稻草。
朱元璋早對他心存戒懼，只待一語借口。
「太祖命磔其身為八段，以示後學。」
此刑象徵「分裂不臣之魂」，一如方孝孺後被「誅十族」，皆是以極刑警告天下文人：「筆不為朕，便為逆。」
有人說，朱元璋在宮中讀到《上樑文》原稿時，冷笑道：「龍蟠虎踞，本朕之都，汝何以頌之？」
史家多以為：「上樑文」之說，或為後人對「醉書詩語涉不敬」的具象化。
然而，考其情理，卻極為合理：高啓確曾為張士誠幕僚；「龍蟠虎踞」確為蘇州舊號；洪武年間文字獄頻仍；高啓被腰斬之酷刑，亦顯非常罪。
因此，雖無原稿存世，但作為「以文誅心」的歷史象徵，這說法可信其意，不可信其字。
朱元璋恐文人不臣，高啓信詩人有道。一個以權築城，一個以詩為國。他們皆出身寒微，皆志在天下，卻終因距離太近，而必有一人要死。
洪武之世的血腥，並非因皇帝嗜殺，而是因他懼怕那種「筆能動人心」的力量。
高啓死後，朱元璋據說歎道：「此人有才，恨不為朕用耳。」
這一句，成了文人命運的訃詞。
「龍蟠虎踞」四字，原本是讚美山川之勢。然而，當權力將語言視為武器，文字便不再無辜。
高啓之死，不是因四字，也非因酒詩，而是因他相信詩人的筆能高於君王的劍。他以詩築心，而帝以刑毀之。終於，詩勝了。因為數百年後，世人忘了那座宮闕的名字，卻仍記得那個被腰斬的詩人高啓。
明清以後，文人視高啓之死為「以詩殉道」的象徵。
清人冒襄有詩曰：「青丘一笑成千古，筆底風雲不肯休。」
王士禎評曰：「詩之死於明，始於高青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