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斷之仁 之 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是晚清維新運動中最具悲劇性與精神高度的人物之一。

他出身士大夫家庭，自幼熟讀經史，卻不滿足於傳統儒學的「修齊治平」之路。青年時代的譚嗣同遍遊大江南北，親眼見證列強入侵、民生困頓、官場腐敗，逐漸形成一種激烈而孤絕的思想氣質——既不甘守舊，又不完全屬於激進革命。

在思想上，他深受王夫之、佛學、陽明心學影響，同時吸收西學觀念，試圖以「仁」為核心，打破三綱五常、君臣父子之絕對秩序。他在《仁學》中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主張破除一切阻隔人心與人性的制度與權威，這在晚清士人中幾近異端。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卻選擇留下。他明知必死，仍拒絕逃亡，最終與林旭、楊銳等六人同赴刑場，史稱「戊戌六君子」。

臨刑前，他留下震撼後世的一句話：「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那不是慷慨激昂的口號，而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歷史、對自身、對未來的冷靜判決。

寫譚嗣同，不只是寫一場失敗的變法，更不是重複「英烈敘事」。真正值得寫的，是他作為一個「不合時代的人」的內在掙扎。

在歷史敘事中，譚嗣同常被簡化為「維新派烈士」，但實際上他不完全認同康有為的制度改良路線，他對皇權抱有幻想，卻又在理論上否定君臣之別，他同情革命，卻拒絕暴力群眾政治。

他站在舊世界崩塌、新世界未生的夾縫裡，是一個無處安放的思想者。

小說正適合書寫這種精神無家可歸的人，他的「赴死」不是犧牲，而是選擇。歷史課本常將他的死亡描述為「為變法殉難」，但在小說中，我們可以追問他是否早已預見變法必敗？他留下來，是忠於光緒，還是忠於自己？他究竟是在為「制度」而死，還是在為「一種未來的人」而死？

譚嗣同的死，更像是一種主動承擔歷史重量的行為——他知道自己無法改變當下，卻願意讓自己的死亡成為一塊墊石，讓後來者踩過去。

這是一種近乎存在主義的抉擇，他代表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極限」。

從屈原到文天祥，再到譚嗣同，中國文人反覆面對同一個問題：當理想無法落地，個人該如何安放自己？譚嗣同給出的答案極端而殘酷，以自身作為證明。

小說可以讓我們進入他的恐懼、懷疑、孤獨與決絕，而不只是看到一個高舉旗幟的烈士形象。那是一個會在夜裡懷疑自己、會想逃、會眷戀生命，卻最終仍選擇走向死亡的人。寫譚嗣同，其實是寫給今天的。

在一個理想容易被嘲笑、妥協被視為成熟的時代，譚嗣同提醒我們：有些人，生來不是為了成功，而是為了證明某些價值曾經存在，這就是未斷之仁……